照顧權與勞動權的兩難?談國家角色與照顧的價值
梁莉芳|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楊玉欣立委辦公室協同家庭照顧者蘇媽媽召開記者會,控訴政策殺人。家有三位重度障礙者的蘇媽媽表示,政府規定外勞要休假,但是又將聘雇外勞的家庭排除在喘息服務的申請之外,外勞休假但他們(家庭照顧者和照顧服務接受者)卻不能休假。表面上,蘇媽媽的氣憤和無奈指出聘雇關係中的對立。實際上,僱主與移工間的衝突,揭露的是政府角色退位造成的後果,以及因為照顧工作的特性,照顧服務提供者與接受者需要支持性的資源和服務。
照顧工作是什麼?
照顧包括體力活動和情感勞動,具備高度連續性的特質。照顧服務接受者需要的不僅是協助他們維持生命功能和日常生活的身體勞動,還有陪伴和心理與情感的支持。照顧人的工作,不同於工廠工作,機器可以關機,但人所需要的24小時維生不能中斷。沒有照顧經驗的人會以為,照顧只是白天的事,隨著夜晚和照顧服務接受者入睡,照顧工作者也可以打卡下班了。但是,失智的長輩,睡眠周期是日夜混亂,夜裡更需要照顧和陪伴;重度的脊髓損傷患者,如果沒有定時的壓膀胱排尿,會有生命的危險;呼吸依賴器患者,機器線路與管線不能有一刻差池。這些照顧服務接受者的身心狀況不是穩定的,常有變化或突發狀況,這些家庭,他們往往得有24小時待命的照顧人力。
照顧是關係性的工作,涉及照顧服務提供者和接受者間密集的身體與情感的互動,這往往造成照顧關係中的兩難。照顧可以激發愛、具啟發性和滋養的力量,但同時也充滿複雜的權力動態,甚至是剝削。一邊是需要大量密集照顧的老人、重病患者和身心障礙者;另一邊則是可能得面臨身心負荷過重的照顧服務提供者,包括家庭照顧者和看護移工。
聘雇移工作為照顧安排的選擇
照顧工作是什麼?
照顧包括體力活動和情感勞動,具備高度連續性的特質。照顧服務接受者需要的不僅是協助他們維持生命功能和日常生活的身體勞動,還有陪伴和心理與情感的支持。照顧人的工作,不同於工廠工作,機器可以關機,但人所需要的24小時維生不能中斷。沒有照顧經驗的人會以為,照顧只是白天的事,隨著夜晚和照顧服務接受者入睡,照顧工作者也可以打卡下班了。但是,失智的長輩,睡眠周期是日夜混亂,夜裡更需要照顧和陪伴;重度的脊髓損傷患者,如果沒有定時的壓膀胱排尿,會有生命的危險;呼吸依賴器患者,機器線路與管線不能有一刻差池。這些照顧服務接受者的身心狀況不是穩定的,常有變化或突發狀況,這些家庭,他們往往得有24小時待命的照顧人力。
照顧是關係性的工作,涉及照顧服務提供者和接受者間密集的身體與情感的互動,這往往造成照顧關係中的兩難。照顧可以激發愛、具啟發性和滋養的力量,但同時也充滿複雜的權力動態,甚至是剝削。一邊是需要大量密集照顧的老人、重病患者和身心障礙者;另一邊則是可能得面臨身心負荷過重的照顧服務提供者,包括家庭照顧者和看護移工。
聘雇移工作為照顧安排的選擇
從開放移工引進至今,外籍居家看護工人數的大幅成長,除可理解為照顧人力的缺乏外,國內學者的研究從市場經濟的角度,指出價格因素對國人聘雇外籍看護的影響。社會學家王宏仁的研究指出,處於不同社會階級位置的家庭,因應家務與照顧人力需求的策略和差異。中上階級透過聘雇移工的方式,將照顧工作市場化;位於中下階層的家庭,則藉由婚姻,一方面滿足傳宗接代的再生產需求,另一方面則將家中的家務勞動與照顧工作「媳婦化」。我的研究在時間上約晚王宏仁的研究十年,田野資料發現聘雇外籍家庭看護工,已經不再是中上階級的專利,聘雇外籍看護成為許多「三明治」世代的雙薪家庭在照顧安排上的選擇。我研究中的受訪家庭,大多不符合社會對聘雇外勞家庭的刻板想像,他們並不富裕,外勞不是來帶小孩或做家事,更不是炫富工具。聘僱移工,往往是他們沒有選擇下的選擇。當中有人曾聘過本國籍的全日看護,但一天兩千元的薪資,不是受薪家庭能長久負擔的。有人申請過居家服務,但每日兩小時的時數,無法提供重度失智長者所需要的照顧。也有人嘗試尋找合適的日間照顧中心,卻發現住家附近沒有提供服務的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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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開放引進外籍看護工,和鄰近的香港、新加坡不同,台灣政府並未採取全面的開放市場。先是強調外勞是補充性的人力,在2000年,更規定聘雇外
籍看護的家庭必須先在指定的醫院完成評估,「需求評估」成為管理家庭外籍看護數量的機制。但是,不如政府預期,家庭外籍看護工的數量並未因此限縮,反而逐
年增加,截至2014年年底更已經突破20萬人。同時,面對民眾的壓力,政府不但放寬移工在臺工作的年限,更陸續針對80歲與85歲以上的老人放寬評估的標準。龐大的家庭外籍看護工人數,看似反映台灣社會照顧人力的短缺,但更進一步指出,政府未能回應全球經濟重構所帶來的轉變和影響:一方面,經濟變遷需要
更多的女性參與勞動市場,提高家戶所得和貢獻國家經濟發展,但她們並未因此得以卸下家庭的照顧責任;另一方面,國家沒有發展足夠的措施和服務來因應家庭的照顧需求,以及支持女性平衡有薪工作者和照顧者等多重角色。最後,有能力(以及勉力)負擔的家庭,選擇聘雇移工作為解決之道。
照顧工作的價值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Nancy Folbre的研究長期關注照顧、照顧工作和當中存在的矛盾和衝突。她關心照顧者因照顧工作所付出的「代價」,同時她也主張照顧對社會整體的貢獻,包括創造與維持我們下一代的公民,以及從事生產和再生產的人力。當前照顧人力的缺乏和外籍看護工的處境,反映的不只是人口老化所面臨的議題,還包括台灣社會如何 看待照顧與照顧工作。照顧被視為是女人的天性和本能,不需要專業的訓練和養成,以及持續的職業教育。照顧工作的女性化不僅造成低薪、工作條件差以及缺乏權益保障等勞動現場的困境,同時影響照顧作為工作獲得的肯認和價值。
照顧工作的價值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Nancy Folbre的研究長期關注照顧、照顧工作和當中存在的矛盾和衝突。她關心照顧者因照顧工作所付出的「代價」,同時她也主張照顧對社會整體的貢獻,包括創造與維持我們下一代的公民,以及從事生產和再生產的人力。當前照顧人力的缺乏和外籍看護工的處境,反映的不只是人口老化所面臨的議題,還包括台灣社會如何 看待照顧與照顧工作。照顧被視為是女人的天性和本能,不需要專業的訓練和養成,以及持續的職業教育。照顧工作的女性化不僅造成低薪、工作條件差以及缺乏權益保障等勞動現場的困境,同時影響照顧作為工作獲得的肯認和價值。
外籍家庭看護工的薪資仍停留在1997年的最低基本薪資15,840元,近18年沒有調整的薪資背後是台灣社會對移工的剝削,以及對照顧作為工作的貶抑。我常遇到許多沒有實際照顧經驗的台灣僱主告訴我:「照顧老人其實很輕鬆!」或是:「她(外籍看護)有很多時間可以休息。」僱主運用他們對於照顧工作的想像和認知,正當化外籍居家看護工的低薪和不需要休假。
回到真實照顧現場的人和累積的點滴,我們才能看見照顧的重要和價值。受聘於個別家庭的看護移工,她們的工作不只提供老人、重病患者和身心障礙者直接健康照
顧服務,也滿足了照顧服務接受者情感陪伴和尊嚴的需要。因為看護移工的協助,年長行動不便的阿嬤可以擦上豔紅的唇膏和指甲油,維持她對自己外表的期待;無法自理生活的阿公,能避免由兒子和媳婦照料大小便或洗澡的尷尬,保有傳統家父長的尊嚴。身心障礙者有了自立生活的契機,他們可以工作、參與倡議運動,可以成就自我。因為這二十多萬隱身在個別家庭的看護移工,許多家庭照顧者(特別是女性家庭成員)可以免受蠟燭多頭燒的壓力負荷,成年子女和他們的年長父母可以實踐社會福利學者陳正芬所指出的,符合台灣孝道文化的在地老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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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權與勞動權的兩難?政府介入的重要
受到孝道文化的影響,傳統上,大多的日本老人選擇和成年子女同住,認為家人照顧是最理想的照顧模式,也是孝道的實踐。但在2000年長期照護保險(介護保 險)上路之後,政府的介入成功改變日本人對老年安養與照顧的想像。目前,居家照顧已經不再是多數日本人的選擇,取而代之的是社區和機構照顧。日本的例子指 出照顧的文化腳本不是無法改變的,以及政府角色的重要。反觀台灣,我們的政策制定卻還深受家庭主義的影響,照顧仍被視為是家務事,而不是公共責任。聘雇外籍看護工的家庭與移工所面臨的困境,正是照顧市場化與個別化的結果。面對長期照顧人力與服務的不足,政府將引進外籍看護工視為解決之道。透過市場機制,有照顧需求的家庭看似獲得了滿足,但之後卻得完全承擔聘雇責任和照顧品質。在政府失能的情況下,照顧服務接受者的照顧權和移工的勞動權成為二擇一、無法兼顧的選擇題。
受到孝道文化的影響,傳統上,大多的日本老人選擇和成年子女同住,認為家人照顧是最理想的照顧模式,也是孝道的實踐。但在2000年長期照護保險(介護保 險)上路之後,政府的介入成功改變日本人對老年安養與照顧的想像。目前,居家照顧已經不再是多數日本人的選擇,取而代之的是社區和機構照顧。日本的例子指 出照顧的文化腳本不是無法改變的,以及政府角色的重要。反觀台灣,我們的政策制定卻還深受家庭主義的影響,照顧仍被視為是家務事,而不是公共責任。聘雇外籍看護工的家庭與移工所面臨的困境,正是照顧市場化與個別化的結果。面對長期照顧人力與服務的不足,政府將引進外籍看護工視為解決之道。透過市場機制,有照顧需求的家庭看似獲得了滿足,但之後卻得完全承擔聘雇責任和照顧品質。在政府失能的情況下,照顧服務接受者的照顧權和移工的勞動權成為二擇一、無法兼顧的選擇題。
過去幾年來,移工團體不斷爭取將聘雇外勞的家庭納入長照體系的喘息服務,受益的不是只有外籍看護工,更保障了提供給照顧服務接受者的照顧品質。去年年底,勞動部終於鬆口可能於今年試辦小規模的「外勞喘息服務」,但卻未有具體的措施與時程。此外,執掌長照業務的衛福部更表示,為求政策和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勞動部應另闢經費來源,不宜將外勞喘息服務納入長照十年計畫。政府以消極的態度回應外籍居家看護工、照顧服務接受者和他們的家人每日在生活現場的迫切需求。
劉俠事件之後,陸續發生外籍家庭看護工傷害僱主後自殘的悲劇,這些新聞事件不應被解讀為意外,而是暴露了不良的政策如何造成社會弱勢相互壓迫的困境。照顧服務接受者和看護移工間複雜、多重和動態的關係,不能只被簡化為衝突、對立的勞資論述,還包括相互依賴和情感繫絆。同時,我也要強調,照顧不只是愛或利他的表現,照顧更是工作、是一種勞動的形式,需要獲得公平的待遇。既有的研究指出,好的照顧關係不僅能提升照顧品質,也能增進照顧服務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福祉。但好的照顧關係仰賴的不是脆弱的情感,而是健全的物質基礎,包括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公共的資源和支持性的服務等等。因此,我們需要政府將照顧視為是公共事務和國家的責任,更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透過政府的積極措施,提供聘雇外籍看護工的家庭與看護工所需的支持和服務,才能同時保障照顧服務接受者的照顧權以及移工的勞動權。
圖片來源:婦女新知基金會
劉俠事件之後,陸續發生外籍家庭看護工傷害僱主後自殘的悲劇,這些新聞事件不應被解讀為意外,而是暴露了不良的政策如何造成社會弱勢相互壓迫的困境。照顧服務接受者和看護移工間複雜、多重和動態的關係,不能只被簡化為衝突、對立的勞資論述,還包括相互依賴和情感繫絆。同時,我也要強調,照顧不只是愛或利他的表現,照顧更是工作、是一種勞動的形式,需要獲得公平的待遇。既有的研究指出,好的照顧關係不僅能提升照顧品質,也能增進照顧服務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福祉。但好的照顧關係仰賴的不是脆弱的情感,而是健全的物質基礎,包括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公共的資源和支持性的服務等等。因此,我們需要政府將照顧視為是公共事務和國家的責任,更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透過政府的積極措施,提供聘雇外籍看護工的家庭與看護工所需的支持和服務,才能同時保障照顧服務接受者的照顧權以及移工的勞動權。
圖片來源:婦女新知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