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超極資本主義:透視中產階級消失的真相》
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 作者:Robert B. Reich 譯者:李芳齡 初版日期:2008年6月25日 出版地:台北:天下雜誌 相較於其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公共政策學院教授身分,羅伯.瑞奇(Robert
Reich)更為世人所熟知的,反而是柯林頓時期前勞工部長、知名專欄作家或暢銷書作者。雖未經過正統經濟學科班洗禮、訓練,進入學院後亦非任教於經濟科
系。但近十年來,托他的這本著作,瑞奇與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及史迪格里茲(John
Stiglitz),大概並列台灣輿論界知名度最高、最頻繁被通俗經濟評論所引用的美國學者之一。三人雖同出身於學界,前二人更貴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得
主,但其對美國的輿論、一般民眾或公共政策的影響力,恐怕還遠遠勝過其學術著作。
其對(經濟)評論與通俗著作並非始於金融危機,但在美國知識界與言論市場上受到關注與討論程度,在金融海嘯
後,有更進一步的推波助瀾效果。推究其原由不難想像,三人論述之共通性,在於其代表著經濟危機前在世界多數角落已取得知識霸權逾三十年;強調「國家退位、
市場主導」主流經濟觀的學院內部批判與反思聲音,而這恰恰適時提供了危機時期對時局與現狀不滿已久的大眾一個足以支持並解釋其悲慘處境的知識資源,而成為
某種「對抗╱替代論述」的新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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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來自學院內批判主流經濟學的聲音在美國語境下,一般被泛稱為自由派經濟學家(liberal economists)。被歸類在此一範疇的(經濟)學者在具體政策主張與設計上也許有些微差異,然而歸納來說,自由派經濟學(家)普遍批判毫無限制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經濟觀、看重經濟領域國家介入並進行整體調控與管制的重要角色,亦相對肯定適切的勞工集體力量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所扮演的正面功能。
巧合的是,本書出版時間點正好落在金融海嘯爆發前夕,書中雖然未能預測即將來襲的經濟危機,但瑞奇的分析卻頗具企圖心地橫跨二戰以降美國乃至於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試圖勾勒出一個兼具宏觀與歷史性的觀察分析,並大膽地對二戰後的資本主義進行一個理性型的不同時期劃分,亦即書名中所稱、一個代表當下我們所處的一個由更劇烈、更全面全球市場競爭所驅動的「超極資本主義」,以及鮮明對比於二戰後由大型企業、國家機器與工會組織共同所建立起的所謂「民主資本主義」。爾後,待金融危機真正爆發後,瑞奇分別又出版了三本與經濟議題相關的通俗著作,不過,在後續作品中,他對二戰後資本主義分期與其成因,大體上並未超過本書分析的框架。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瑞奇在這本書中所建構出二戰後兩種資本主義的對立模型,一定程度確立了其往後至今著作與經濟評論的核心基調。
如何解釋不平等:兩種資本主義的更替
本書論述中,瑞奇對於美國乃至全球自上個世紀七零年代末起至今仍持續進行的鉅變現象提出解釋。在瑞奇筆下,二戰自1945年至75年左右期間被形容為「接近完美的黃金年代」,此間資本主義先進國的體制,均得以建立在讓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達成調和,造就了極具生產力的經濟制度。體制中,在國家高度介入管制與調控或甚至因出於反共產主義所建立起軍產複合體,使得戰後重新站穩腳步的各產業巨型企業逐漸取得市場上近乎壟斷或寡占的主導地位。工會組織則同樣受惠於由具(準)壟斷地位確保了豐厚利潤的大型企業所主導的勞動體制,會員人數與組織率擴張、成長。一方面,企業本就有需求擴大勞工階級消費力,讓大量生產的商品得以順利售出;另一方面,壟斷與高度管制的產業環境中,資本家亦相對享有對工會訴求妥協的空間與能力(即便勞資鬥爭在四零年代末、五零年代初仍極為火熱),國家與壟斷╱寡占資本家逐漸尋找出一套將體制化的工會納為「民主資本主義」中一分子以確保體制的順利運作的模式。因此,環顧這段時間,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其國內工會組織幾乎都呈現欣欣向榮的蓬勃、擴張階段。因此,國家、企業與工會得以在「民主」的機制下透過協商以調和彼此利益衝突並取得共識,在瑞奇看來,這也進一步補充解釋貧富差距為何得以縮小、一個所謂「中產階級」為主社會的是如何出現等等問題。
不過,這一個「民主資本主義」模式在七零年代起逐漸經歷一連串的轉變。這些轉變包括了:貧富差距日益加劇、資本與市場力量逐漸壓倒國家與社會而進一步侵害民主制度與精神。過去曾用以緩和資本主義發展陰暗面的政策工具;包括累進稅制、公共服務與勞資協商等重分配制度,則一步步遭侵蝕而式微。這個迥異於過去「民主資本主義」的新的時期,則被瑞奇稱之為「超極資本主義」。對此,瑞奇選擇了從結構面向著手解釋。他一方面拒絕偏向個人或泛道德的歸因,如他並不認為今日資本主義轉變僅由少數右翼、篤信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政治人物所造成,也反對將問題歸咎於企業財團、CEO甚至華爾街金融資本高度貪婪、腐敗不道德的「心理狀態」。相反地,瑞奇認為,真正驅動資本主義轉型的背後動力,來自於整個市場結構與競爭環境的改變。
1970年代末期開始,美國的民主資本主義發生了根本變化,並且產生漣漪效應,波及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勝出,但並非只是意識型態的勝利,美國和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經濟結構轉向比以往更加競爭的市場,消費者和投資人獲得更大的經濟力量…企業如今別無選擇地必須追求獲利…(頁84,粗體為筆者所強調)。至於,更進一步地追問,是什麼造就一個更加競爭的市場,Reich觀點則似乎傾向科技決定論,「這種轉變跟科技進步賦予消費者和投資人更大權力有關,使他們越來越容易爭取有利的交易,而這些交易破壞了原本體系中均等、穩定和其他社會價值。」
在瑞奇看來,科技進步讓產業分界模糊,規模不再是進入產業與市場的障礙,國家對舊型態產業想像的管制漸顯不合時宜。影響所及,過去處在缺乏競爭者的壟斷╱寡占企業,喪失了其在市場上的高度定價能力,新競爭者出現讓競爭加劇,也讓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權力得以擴張。有了更多選擇的消費者不斷要求更低廉的商品,而投資者則永遠追求更高利潤的投資標的,在二者的壓力下,競爭新局下的企業別無選擇必須將追求最大利潤視為唯一的出路。也正因為如此,過去在黃金年代曾達到的一切平衡,現在看來都已搖搖欲墜,「民主資本主義的核心機制 - 大型寡占企業、大型產業工會、政府透過管制機構所代表的社群與地方利益團體等,全在這些發展情勢下式微…超極資本主義取代民主資本主義」。
瑞奇以超過三分之二篇幅,完成他對兩種資本主義模式遞嬗的描述、分析與說明,我們可以看見,瑞奇對於他針對當前資本主義問題的診斷似乎是相對自信、完整而游刃有餘。事實上,若單就二戰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描繪與轉折而言,瑞奇說故事能力其實相當引人入勝,然而,當真正要解釋這樣的轉變時,瑞奇分析的漏洞與盲點就逐漸浮現。簡單來說,基本上他僅描繪了資本主義過去五、六十年來的轉變,然而卻未能真正深刻且有效地解釋這樣的轉變。
首先,雖然瑞奇早在這本書中,巧合地已引用目前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一書而聲名大噪的法國經濟學家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kety)研究成果,來說明美國近三十年來所得與財富分配日趨不均的事實,然而,瑞奇致命的盲點就在於只將其視野放置於二戰後六、七十年的資本主義斷代史,從而在這個基礎上建構其兩種資本主義對立模型。此一盲點,卻恰恰是皮凱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最大亮點,皮氏將其追蹤資本主義所得與財富不均程度的向度,拉長橫跨了三個世紀、長達兩百餘年,從而得出所謂二戰後「黃金年代」的西歐美日等國分配不均程度下降,恰恰並非常態!反而只是整個資本主義發展史中的異數。
正因為如此,當瑞奇煞有一回事試圖分析為何二戰後美好時光不再,企圖解釋黃金年代的消逝時,真正應該解釋的,或許反而是:是什麼極為特殊的歷史環境與發展脈絡下,才造就了黃金年代這段資本主義「非典型」的時光。若此,則我們此刻面對到的困境更核心的本源,就不應該停留在將資本主義視為分析前提來進行討論,而是需要進一步重新問題化「資本主義」本身。事實上,也正因為瑞奇等自由派(經濟)學者的分析框架中普遍存在著上述的問題,因此,另一個通常很可能會遭遇到困境,就在對出路的想像與探索時往往容易自相矛盾、抑或是蒼白無力。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一直以來都可說是半個政治人物的瑞奇,在開始著手談及改革之路時,某種程度上既「唯物」地反對將問題歸咎於企業、CEO或華爾街的敗德或貪婪,呼籲不能只將憤怒的泥巴丟向企業一方,甚至鄉愿地提出「你我都是問題推手」說詞,因「是身為消費者與投資人的我們,把整個市場變得如此迎合我們的需求與期望」。只是,那麼,可能的出路究竟在哪呢?
諷刺的是,對出路的想像的描繪,瑞奇難逃與其他所有此類著作的作者一樣的命運;顯得無力、蒼白而甚至有些不知所云,他在最後一章「公民自救指南」內容中,只強調「民主程序是應付這些問題的適當工作」、「公民價值觀應該透過民主程序表達」,並批評其他大部分的改革人士未積極捍衛民主制度,忽略了矯正民主制度的必要性。然而,至於可以怎麼做,瑞奇卻僅只是象徵性地以「讓政治與企業的錢脫鉤」驚人空洞的訴求搪塞,他似乎忘了、甚至也期望讀者跟一起忘了自己前一章花了多少篇幅來描繪,當前代議民主政治制度已經如何成為企業政治獻金所主導的金錢遊戲。也許正因為如此,行文至終,瑞奇只剩下「唯心」地回到更無力的呼籲讀者「覺醒」、「正確思維」云云來為其全書作總結。
巧合的是,本書出版時間點正好落在金融海嘯爆發前夕,書中雖然未能預測即將來襲的經濟危機,但瑞奇的分析卻頗具企圖心地橫跨二戰以降美國乃至於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試圖勾勒出一個兼具宏觀與歷史性的觀察分析,並大膽地對二戰後的資本主義進行一個理性型的不同時期劃分,亦即書名中所稱、一個代表當下我們所處的一個由更劇烈、更全面全球市場競爭所驅動的「超極資本主義」,以及鮮明對比於二戰後由大型企業、國家機器與工會組織共同所建立起的所謂「民主資本主義」。爾後,待金融危機真正爆發後,瑞奇分別又出版了三本與經濟議題相關的通俗著作,不過,在後續作品中,他對二戰後資本主義分期與其成因,大體上並未超過本書分析的框架。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瑞奇在這本書中所建構出二戰後兩種資本主義的對立模型,一定程度確立了其往後至今著作與經濟評論的核心基調。
如何解釋不平等:兩種資本主義的更替
本書論述中,瑞奇對於美國乃至全球自上個世紀七零年代末起至今仍持續進行的鉅變現象提出解釋。在瑞奇筆下,二戰自1945年至75年左右期間被形容為「接近完美的黃金年代」,此間資本主義先進國的體制,均得以建立在讓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達成調和,造就了極具生產力的經濟制度。體制中,在國家高度介入管制與調控或甚至因出於反共產主義所建立起軍產複合體,使得戰後重新站穩腳步的各產業巨型企業逐漸取得市場上近乎壟斷或寡占的主導地位。工會組織則同樣受惠於由具(準)壟斷地位確保了豐厚利潤的大型企業所主導的勞動體制,會員人數與組織率擴張、成長。一方面,企業本就有需求擴大勞工階級消費力,讓大量生產的商品得以順利售出;另一方面,壟斷與高度管制的產業環境中,資本家亦相對享有對工會訴求妥協的空間與能力(即便勞資鬥爭在四零年代末、五零年代初仍極為火熱),國家與壟斷╱寡占資本家逐漸尋找出一套將體制化的工會納為「民主資本主義」中一分子以確保體制的順利運作的模式。因此,環顧這段時間,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其國內工會組織幾乎都呈現欣欣向榮的蓬勃、擴張階段。因此,國家、企業與工會得以在「民主」的機制下透過協商以調和彼此利益衝突並取得共識,在瑞奇看來,這也進一步補充解釋貧富差距為何得以縮小、一個所謂「中產階級」為主社會的是如何出現等等問題。
不過,這一個「民主資本主義」模式在七零年代起逐漸經歷一連串的轉變。這些轉變包括了:貧富差距日益加劇、資本與市場力量逐漸壓倒國家與社會而進一步侵害民主制度與精神。過去曾用以緩和資本主義發展陰暗面的政策工具;包括累進稅制、公共服務與勞資協商等重分配制度,則一步步遭侵蝕而式微。這個迥異於過去「民主資本主義」的新的時期,則被瑞奇稱之為「超極資本主義」。對此,瑞奇選擇了從結構面向著手解釋。他一方面拒絕偏向個人或泛道德的歸因,如他並不認為今日資本主義轉變僅由少數右翼、篤信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政治人物所造成,也反對將問題歸咎於企業財團、CEO甚至華爾街金融資本高度貪婪、腐敗不道德的「心理狀態」。相反地,瑞奇認為,真正驅動資本主義轉型的背後動力,來自於整個市場結構與競爭環境的改變。
1970年代末期開始,美國的民主資本主義發生了根本變化,並且產生漣漪效應,波及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勝出,但並非只是意識型態的勝利,美國和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經濟結構轉向比以往更加競爭的市場,消費者和投資人獲得更大的經濟力量…企業如今別無選擇地必須追求獲利…(頁84,粗體為筆者所強調)。至於,更進一步地追問,是什麼造就一個更加競爭的市場,Reich觀點則似乎傾向科技決定論,「這種轉變跟科技進步賦予消費者和投資人更大權力有關,使他們越來越容易爭取有利的交易,而這些交易破壞了原本體系中均等、穩定和其他社會價值。」
在瑞奇看來,科技進步讓產業分界模糊,規模不再是進入產業與市場的障礙,國家對舊型態產業想像的管制漸顯不合時宜。影響所及,過去處在缺乏競爭者的壟斷╱寡占企業,喪失了其在市場上的高度定價能力,新競爭者出現讓競爭加劇,也讓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權力得以擴張。有了更多選擇的消費者不斷要求更低廉的商品,而投資者則永遠追求更高利潤的投資標的,在二者的壓力下,競爭新局下的企業別無選擇必須將追求最大利潤視為唯一的出路。也正因為如此,過去在黃金年代曾達到的一切平衡,現在看來都已搖搖欲墜,「民主資本主義的核心機制 - 大型寡占企業、大型產業工會、政府透過管制機構所代表的社群與地方利益團體等,全在這些發展情勢下式微…超極資本主義取代民主資本主義」。
瑞奇以超過三分之二篇幅,完成他對兩種資本主義模式遞嬗的描述、分析與說明,我們可以看見,瑞奇對於他針對當前資本主義問題的診斷似乎是相對自信、完整而游刃有餘。事實上,若單就二戰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描繪與轉折而言,瑞奇說故事能力其實相當引人入勝,然而,當真正要解釋這樣的轉變時,瑞奇分析的漏洞與盲點就逐漸浮現。簡單來說,基本上他僅描繪了資本主義過去五、六十年來的轉變,然而卻未能真正深刻且有效地解釋這樣的轉變。
首先,雖然瑞奇早在這本書中,巧合地已引用目前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一書而聲名大噪的法國經濟學家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kety)研究成果,來說明美國近三十年來所得與財富分配日趨不均的事實,然而,瑞奇致命的盲點就在於只將其視野放置於二戰後六、七十年的資本主義斷代史,從而在這個基礎上建構其兩種資本主義對立模型。此一盲點,卻恰恰是皮凱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最大亮點,皮氏將其追蹤資本主義所得與財富不均程度的向度,拉長橫跨了三個世紀、長達兩百餘年,從而得出所謂二戰後「黃金年代」的西歐美日等國分配不均程度下降,恰恰並非常態!反而只是整個資本主義發展史中的異數。
正因為如此,當瑞奇煞有一回事試圖分析為何二戰後美好時光不再,企圖解釋黃金年代的消逝時,真正應該解釋的,或許反而是:是什麼極為特殊的歷史環境與發展脈絡下,才造就了黃金年代這段資本主義「非典型」的時光。若此,則我們此刻面對到的困境更核心的本源,就不應該停留在將資本主義視為分析前提來進行討論,而是需要進一步重新問題化「資本主義」本身。事實上,也正因為瑞奇等自由派(經濟)學者的分析框架中普遍存在著上述的問題,因此,另一個通常很可能會遭遇到困境,就在對出路的想像與探索時往往容易自相矛盾、抑或是蒼白無力。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一直以來都可說是半個政治人物的瑞奇,在開始著手談及改革之路時,某種程度上既「唯物」地反對將問題歸咎於企業、CEO或華爾街的敗德或貪婪,呼籲不能只將憤怒的泥巴丟向企業一方,甚至鄉愿地提出「你我都是問題推手」說詞,因「是身為消費者與投資人的我們,把整個市場變得如此迎合我們的需求與期望」。只是,那麼,可能的出路究竟在哪呢?
諷刺的是,對出路的想像的描繪,瑞奇難逃與其他所有此類著作的作者一樣的命運;顯得無力、蒼白而甚至有些不知所云,他在最後一章「公民自救指南」內容中,只強調「民主程序是應付這些問題的適當工作」、「公民價值觀應該透過民主程序表達」,並批評其他大部分的改革人士未積極捍衛民主制度,忽略了矯正民主制度的必要性。然而,至於可以怎麼做,瑞奇卻僅只是象徵性地以「讓政治與企業的錢脫鉤」驚人空洞的訴求搪塞,他似乎忘了、甚至也期望讀者跟一起忘了自己前一章花了多少篇幅來描繪,當前代議民主政治制度已經如何成為企業政治獻金所主導的金錢遊戲。也許正因為如此,行文至終,瑞奇只剩下「唯心」地回到更無力的呼籲讀者「覺醒」、「正確思維」云云來為其全書作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