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影剪輯◈
專題演講報馬仔|2015年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從社會福利觀點看全球風險、國家治理、與在地照顧」
圖、撰文|台灣社會福利學會
專題演講一:
Fatherhood and Parental Leave in Nordic Countries
Tine Rostgaard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alborg University
為何北歐國家的爸爸請領育嬰假的意願特別高?這是因為爸爸發現自己照顧小孩,親子關係的連結比較好。有些爸爸發現即使夫妻離異後,仍然可以和小孩有好的連結。而且,同事與主管的支持也提高了爸爸請領育嬰假的意願,爸爸不僅從中獲得同儕的認可,也對自己成功的育兒經驗感到成就感。當然,政策支持仍是關鍵因素,如「父親專屬假期」(father’s quota)的政策,提供兩到三個月長的有薪育嬰假,如果不申請就沒有辦法獲得這項福利,而且給付資格寬鬆、請領時間長、給付金額慷慨(甚至可領全薪),如此一來,就更有促進男性育兒的效果。不過,政治因素的介入卻導致爸爸請領育嬰假的福利變得更不平等。2003年,丹麥右派政府上台,因為給付基金中有1/3是由雇主承擔而遭雇主團體反對,右派即以「政府主張不要介入人民(男性)選擇」為由,廢除「父親專屬假期」的有薪育嬰假,僅剩下各產業、各自團體協約的福利。幸好,北歐國家擁有極為深厚的性別平等文化傳統,有高普及率的公共托育、超高的婦女勞參率以及較高的男性育兒意願等,大體上對男性育兒仍抱持支持態度。
專題演講二:
Family-Friendly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Parental Employment
Wen-Jui Han / Professor, Silver School of Social Work, New York University
一歲的嬰幼兒自己照顧比較好嗎?這是家長心中的常見疑問,尤其媽媽對是否自己提供照顧所感受的心理壓力最大。但是,Wen-Jui Han教授表示,其實這是問錯了問題。「媽媽是否在工作?」並不是唯一影響幼兒照顧品質的因素,父母人格特質、小孩人格特質、工作型態、宏觀環境等都是可能的影響因素。試問,交由保母照顧的上班族媽媽和失業在家請領津貼的媽媽,哪一位媽媽的幼兒照顧品質比較好呢?Wen-Jui Han教授認為我們不能直接下定論,沒有哪一種照顧方式相對較好。如果上班媽媽工作穩定、收入高、家庭經濟條件佳、保母托育品質無虞,那麼失業、壓抑、憂鬱且「親力親為」的媽媽反而不適合育兒。另外,大規模的量化實證研究也發現,1.托育照顧的品質是最關鍵的;2.低所得和弱勢家庭更需要及早托育;3.機構托育對一歲孩子的認知有好處,但不一定對社會情緒發展有幫助;4.真正對孩子產生負面影響的來源是不敏感的照顧者和糟糕的家庭環境。
專題演講三: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the U.S. and Impact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Fuhua Zhai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ervice, Fordham University
Fuhua Zhai教授透過量化數據呈現美國Head Start公共托育方案的成果,他引用神經學研究,指出被忽略的幼兒,大腦發展確實比缺乏刺激的孩子還弱。但是,如果要用實證研究證明公共托育是「有用」的,並非易事。他用傾向分數配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的方法,試圖找出「其他條件均相近」的實驗組和對照組小孩,如此才能比較其發展,並確認Head Start方案的效果。研究結果發現,不論在認知、社交、情感、健康層面、短期或長期的影響,參與Head Start方案的孩子過得更好。該研究還指出,美國低所得和弱勢家庭確實需要Head Start公共托育方案,藉此提供孩子一個好的發展機會。此外,Fuhua Zhai教授提醒大家,幼兒社會政策的重點應該是「提供高質量的互動」、「大腦的刺激和使用」(如玩具、書籍),並不是照顧者窩在家裡陪小孩,或只提供安全環境和吃飽喝足就可以。大家不妨思考如何針對不同家庭提供個別的幫助,使整體的幼兒照顧最佳化。
Fatherhood and Parental Leave in Nordic Countries
Tine Rostgaard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alborg University
為何北歐國家的爸爸請領育嬰假的意願特別高?這是因為爸爸發現自己照顧小孩,親子關係的連結比較好。有些爸爸發現即使夫妻離異後,仍然可以和小孩有好的連結。而且,同事與主管的支持也提高了爸爸請領育嬰假的意願,爸爸不僅從中獲得同儕的認可,也對自己成功的育兒經驗感到成就感。當然,政策支持仍是關鍵因素,如「父親專屬假期」(father’s quota)的政策,提供兩到三個月長的有薪育嬰假,如果不申請就沒有辦法獲得這項福利,而且給付資格寬鬆、請領時間長、給付金額慷慨(甚至可領全薪),如此一來,就更有促進男性育兒的效果。不過,政治因素的介入卻導致爸爸請領育嬰假的福利變得更不平等。2003年,丹麥右派政府上台,因為給付基金中有1/3是由雇主承擔而遭雇主團體反對,右派即以「政府主張不要介入人民(男性)選擇」為由,廢除「父親專屬假期」的有薪育嬰假,僅剩下各產業、各自團體協約的福利。幸好,北歐國家擁有極為深厚的性別平等文化傳統,有高普及率的公共托育、超高的婦女勞參率以及較高的男性育兒意願等,大體上對男性育兒仍抱持支持態度。
專題演講二:
Family-Friendly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Parental Employment
Wen-Jui Han / Professor, Silver School of Social Work, New York University
一歲的嬰幼兒自己照顧比較好嗎?這是家長心中的常見疑問,尤其媽媽對是否自己提供照顧所感受的心理壓力最大。但是,Wen-Jui Han教授表示,其實這是問錯了問題。「媽媽是否在工作?」並不是唯一影響幼兒照顧品質的因素,父母人格特質、小孩人格特質、工作型態、宏觀環境等都是可能的影響因素。試問,交由保母照顧的上班族媽媽和失業在家請領津貼的媽媽,哪一位媽媽的幼兒照顧品質比較好呢?Wen-Jui Han教授認為我們不能直接下定論,沒有哪一種照顧方式相對較好。如果上班媽媽工作穩定、收入高、家庭經濟條件佳、保母托育品質無虞,那麼失業、壓抑、憂鬱且「親力親為」的媽媽反而不適合育兒。另外,大規模的量化實證研究也發現,1.托育照顧的品質是最關鍵的;2.低所得和弱勢家庭更需要及早托育;3.機構托育對一歲孩子的認知有好處,但不一定對社會情緒發展有幫助;4.真正對孩子產生負面影響的來源是不敏感的照顧者和糟糕的家庭環境。
專題演講三: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the U.S. and Impact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Fuhua Zhai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ervice, Fordham University
Fuhua Zhai教授透過量化數據呈現美國Head Start公共托育方案的成果,他引用神經學研究,指出被忽略的幼兒,大腦發展確實比缺乏刺激的孩子還弱。但是,如果要用實證研究證明公共托育是「有用」的,並非易事。他用傾向分數配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的方法,試圖找出「其他條件均相近」的實驗組和對照組小孩,如此才能比較其發展,並確認Head Start方案的效果。研究結果發現,不論在認知、社交、情感、健康層面、短期或長期的影響,參與Head Start方案的孩子過得更好。該研究還指出,美國低所得和弱勢家庭確實需要Head Start公共托育方案,藉此提供孩子一個好的發展機會。此外,Fuhua Zhai教授提醒大家,幼兒社會政策的重點應該是「提供高質量的互動」、「大腦的刺激和使用」(如玩具、書籍),並不是照顧者窩在家裡陪小孩,或只提供安全環境和吃飽喝足就可以。大家不妨思考如何針對不同家庭提供個別的幫助,使整體的幼兒照顧最佳化。
專題演講四:
Working-Class Parenting under the Shadow of Globalization 藍佩嘉Pei-Chia Lan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台灣主流親職論述對不同階級家庭產生的影響是相同的嗎?在全球化下,台灣主流親職論述受歐美國家影響逐漸轉變,這套理想的親職實踐腳本,強調父母應該用正確的方式教育及養育孩子,開發孩子的潛能,培養一個理想的完人。然而,在這套親職腳本下,勞工階級父母卻經常被視為不合格的家長。例如,這 套論述往往把孩子當成脆弱的存在,不能打罵否則容易留下陰影,要求父母用說理的方式與孩子溝通。可是勞工階級家庭工時很長,工作場域無法鍛鍊出說理、溝通 的能力,如果用認知心理學家的說法,就是「資源影響認知的資源」,就勞工階級家長而言,用權威的態度打罵教養孩子才是立竿見影的作法。這套理想的親職腳 本,也經常透過家庭外的社會機構,特別是學校,要求家長花非常多時間、心思、勞動在孩子身上,但這些其實主要由母親承擔,所以女性作為養育和教育的角色承 擔一直在增加。舉例來說,學校老師出作業時,預設家長有一定能力、時間陪伴孩子,許多作業需要家長與孩子一起完成,但許多勞工階級家長的工作時間無法配合 孩子上下課的時間,如何陪伴孩子做功課呢?這類的家庭在學校老師的眼中就被定位為缺乏教養能力的家庭?透過如學校這樣的社會機構,讓勞工階級家長深刻感受 主流論述對自己的評價,也因此勞工階級家長面對親職由此可見,往往充滿挫敗感。我們可以想見,對問題家庭教養的批評,往往是把結構化的問題家庭化,而核心 家庭的教養方式則被形塑成最合理的教養方式。因此,同一套理想的親職論述可以在不經反思的狀況下,適用所有家庭嗎?也許我們應該去理解、接納更多元的親職 論述和實踐腳本。 |
專題演講五:
Welfare States and Care Arrangements in East Asia
Mi Young An /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Policy, Kookmin University
Mi Young An教授比較日本和南韓的例子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由國家、市場提供、資助的托育服務等正式照顧,如何取代、補充或肯定家庭內無酬的非正式照顧呢?而這些正式照顧又怎樣影響家庭內無酬非正式照顧的性別分工呢?Mi Young An教授使用「照顧時間混和方法」(care time mix approach),比較日本和南韓十年間在國家照顧、市場照顧、家庭內女性照顧和男性照顧時間的變化。大約在2000年 前後,日本和韓國的照顧主要都是家庭內女性在提供,其次是市場,再來是家庭內男性,最後才是國家。但大約十年後,日本的狀況幾乎沒有改變,南韓的照顧體制 最主要的照顧來源則變成市場,第二才是家庭內女性,第三是家庭內男性,最後是國家。若細看家庭內的性別分工,就會發現日本男性照顧的時間下降了,女性卻維 持不變;而南韓不管是女性或男性的照顧時間都下降了。不過,這兩個國家的家庭內性別分工依然穩固。Mi Young An教 授指出,日本的工作機會大多屬於非典型勞動,因此多數女性可以找到部分工時工作,也可同時照顧孩子,因此十年後女性仍承擔大多數的照顧工作;南韓的工作機 會卻多為全職工作,女性於是被迫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做選擇,市場上提供的托育服務便成了最主要的補充照顧。此時,國家要怎麼透過管制、賦權父母獲得更有品質 的正式照顧呢?國家又能透過什麼樣的政策,幫助父母找回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呢?這就是接下來的挑戰了。
專題演講六:
Two Competing Social Care Models in East Asi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Migration and State Governance
Ito Peng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to Peng教授使用「照顧鑽石」(care diamond)說明每個角上都有一個閃亮圓圈的四邊形,這四個圓圈分別代表國家、家庭、市場、社區(NGO),以呈現社會照顧提供的比重。例如,在北歐福利國家裡,國家的圈圈特別大,第二大的是家庭,再來是社區(NGO),最後才是市場。而在自由主義福利國家裡,家庭的圈圈是最大的,市場圈圈小一點,社區(NGO)更小了,最小的則是國家。東亞和南歐的社會福利國家,家庭的圈圈非常大,社區(NGO)的圈圈小了很多,國家、市場差不多一樣小。
Ito Peng教授耙梳南韓、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國社會照顧體制從過去到現在的變化,發現東亞的社會福利國家,已經漸漸發展成兩個模式:「集體主義社會照顧模式」(Collectivist Social Care Model),日本、南韓皆屬這類;另一種是「市場為基礎的個人主義模式」(Individualistic Market Based Model),包括香港、新加坡。在集體主義社會照顧模式中,國家變大很多,市場和社區(NGO)也有成長,家庭的圈圈正在縮小,但仍然是四個圈圈中最大的;至於以市場為基礎的個人主義模式,家庭的圈圈和以前一樣大,「長大」最多的是市場,社區(NGO)也變大許多,國家依然小小一個,完全沒有成長。
在日本和南韓,雖然有移工提供照顧,但日本境內的移工仍然很少,南韓的移工人數不確定是多少。至於香港和新加坡,則明顯大量倚靠透過市場而來的移工。那台灣呢?Ito Peng教授認為台灣是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台灣的國家圈圈大小介於兩個模式中間,但台灣也是大量倚靠市場上的移工提供照顧,台灣可說是處於兩個模型之間。Ito Peng教授表示,台灣現在可能正處於交岔路口,不知道未來會走向哪個模式,還是會走出與其他國家完全不一樣的路?現在下定論也許太早。但她注意到,像台灣的長照議題是個非常重要的政治議題,過去兩個重大計畫或法案,包括2008年上路的長照十年計畫、甫通過的長照服務法,都是在重大選舉前定案的,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值得繼續觀察和比較。
專題演講七:
Trend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Gerontology Education
Nina Silverstein / Professor of Gerontology, College of Public and Community Servic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這是第二天年會早上最後一場精采的演講,Nina Silverstein教授介紹了美國老人學試圖達到的深度與廣度,從研究到實踐、從會議室到服務現場,都希望達到老年學的目的,也就是讓人老化的過程中維持有品質的生活。Nina Silverstein先播放了一部YouTube影片,影片裡用非常清楚的動畫和敘述,說明全球許多國家都在面臨的人口老化議題。談到人口老化大家往往感到緊張:勞動力減少、年輕人要擔負更多的照顧工作、生活變得不便......。但影片裡傳達一個觀念:我們會那麼緊張,正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環境、國家政策、經濟體系、福利制度等等都是為了五十年前的社會設計出來的,五十年後面對一個人口年齡高漲社會,當然會覺得格格不入、危機四伏。
這就是老年學在當代被賦予的重任,老年學不但從社會工作、護理、醫療專業探討老人的照顧、身心健康,還探討各種社會組織、文化、政策、經濟如何做調整,以迎接高齡社會的來臨。根據Nina Silverstein教 授所述,由於老年學處理的議題非常廣泛,所以包含來自各領域的專家,如社會學家、企業管理專家,這些專家用自己所學,一起思考在高齡社會中維持高品質生活 的可能性;他們也正在爭取,將老年學知識和實作融入所有領域的教育當中,在研究界和實務工作界培養出具有各種能力的通才和專才,一起面對高齡社會的來臨。
Welfare States and Care Arrangements in East Asia
Mi Young An /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Policy, Kookmin University
Mi Young An教授比較日本和南韓的例子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由國家、市場提供、資助的托育服務等正式照顧,如何取代、補充或肯定家庭內無酬的非正式照顧呢?而這些正式照顧又怎樣影響家庭內無酬非正式照顧的性別分工呢?Mi Young An教授使用「照顧時間混和方法」(care time mix approach),比較日本和南韓十年間在國家照顧、市場照顧、家庭內女性照顧和男性照顧時間的變化。大約在2000年 前後,日本和韓國的照顧主要都是家庭內女性在提供,其次是市場,再來是家庭內男性,最後才是國家。但大約十年後,日本的狀況幾乎沒有改變,南韓的照顧體制 最主要的照顧來源則變成市場,第二才是家庭內女性,第三是家庭內男性,最後是國家。若細看家庭內的性別分工,就會發現日本男性照顧的時間下降了,女性卻維 持不變;而南韓不管是女性或男性的照顧時間都下降了。不過,這兩個國家的家庭內性別分工依然穩固。Mi Young An教 授指出,日本的工作機會大多屬於非典型勞動,因此多數女性可以找到部分工時工作,也可同時照顧孩子,因此十年後女性仍承擔大多數的照顧工作;南韓的工作機 會卻多為全職工作,女性於是被迫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做選擇,市場上提供的托育服務便成了最主要的補充照顧。此時,國家要怎麼透過管制、賦權父母獲得更有品質 的正式照顧呢?國家又能透過什麼樣的政策,幫助父母找回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呢?這就是接下來的挑戰了。
專題演講六:
Two Competing Social Care Models in East Asi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Migration and State Governance
Ito Peng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to Peng教授使用「照顧鑽石」(care diamond)說明每個角上都有一個閃亮圓圈的四邊形,這四個圓圈分別代表國家、家庭、市場、社區(NGO),以呈現社會照顧提供的比重。例如,在北歐福利國家裡,國家的圈圈特別大,第二大的是家庭,再來是社區(NGO),最後才是市場。而在自由主義福利國家裡,家庭的圈圈是最大的,市場圈圈小一點,社區(NGO)更小了,最小的則是國家。東亞和南歐的社會福利國家,家庭的圈圈非常大,社區(NGO)的圈圈小了很多,國家、市場差不多一樣小。
Ito Peng教授耙梳南韓、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國社會照顧體制從過去到現在的變化,發現東亞的社會福利國家,已經漸漸發展成兩個模式:「集體主義社會照顧模式」(Collectivist Social Care Model),日本、南韓皆屬這類;另一種是「市場為基礎的個人主義模式」(Individualistic Market Based Model),包括香港、新加坡。在集體主義社會照顧模式中,國家變大很多,市場和社區(NGO)也有成長,家庭的圈圈正在縮小,但仍然是四個圈圈中最大的;至於以市場為基礎的個人主義模式,家庭的圈圈和以前一樣大,「長大」最多的是市場,社區(NGO)也變大許多,國家依然小小一個,完全沒有成長。
在日本和南韓,雖然有移工提供照顧,但日本境內的移工仍然很少,南韓的移工人數不確定是多少。至於香港和新加坡,則明顯大量倚靠透過市場而來的移工。那台灣呢?Ito Peng教授認為台灣是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台灣的國家圈圈大小介於兩個模式中間,但台灣也是大量倚靠市場上的移工提供照顧,台灣可說是處於兩個模型之間。Ito Peng教授表示,台灣現在可能正處於交岔路口,不知道未來會走向哪個模式,還是會走出與其他國家完全不一樣的路?現在下定論也許太早。但她注意到,像台灣的長照議題是個非常重要的政治議題,過去兩個重大計畫或法案,包括2008年上路的長照十年計畫、甫通過的長照服務法,都是在重大選舉前定案的,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值得繼續觀察和比較。
專題演講七:
Trend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Gerontology Education
Nina Silverstein / Professor of Gerontology, College of Public and Community Servic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這是第二天年會早上最後一場精采的演講,Nina Silverstein教授介紹了美國老人學試圖達到的深度與廣度,從研究到實踐、從會議室到服務現場,都希望達到老年學的目的,也就是讓人老化的過程中維持有品質的生活。Nina Silverstein先播放了一部YouTube影片,影片裡用非常清楚的動畫和敘述,說明全球許多國家都在面臨的人口老化議題。談到人口老化大家往往感到緊張:勞動力減少、年輕人要擔負更多的照顧工作、生活變得不便......。但影片裡傳達一個觀念:我們會那麼緊張,正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環境、國家政策、經濟體系、福利制度等等都是為了五十年前的社會設計出來的,五十年後面對一個人口年齡高漲社會,當然會覺得格格不入、危機四伏。
這就是老年學在當代被賦予的重任,老年學不但從社會工作、護理、醫療專業探討老人的照顧、身心健康,還探討各種社會組織、文化、政策、經濟如何做調整,以迎接高齡社會的來臨。根據Nina Silverstein教 授所述,由於老年學處理的議題非常廣泛,所以包含來自各領域的專家,如社會學家、企業管理專家,這些專家用自己所學,一起思考在高齡社會中維持高品質生活 的可能性;他們也正在爭取,將老年學知識和實作融入所有領域的教育當中,在研究界和實務工作界培養出具有各種能力的通才和專才,一起面對高齡社會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