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歡你的工作嗎?喜歡現在的生活嗎?每當夜深人靜、午夜夢回時,是為了今日的點滴、明日的朝陽深感充實與雀躍?亦或是為了逝去的光陰、身不由己的處境而感到喪氣與無奈?然而即便對現實處境深感失望、對現下的生活缺乏熱誠,多數人似乎還是會選擇壓抑心中的惆悵。因為身在這個經濟、社會發展越趨快速,競爭越趨激烈的社會當中,最重要的事並非是「生活」而是「生存」。
再者,只有當能成功由明爭暗鬥、爾虞我詐的職場乃至社會中生存下來,亦才可能(透過金錢)維持自己想要的生活,甚至彰顯自身的「與眾不同(身份地位)」。因此許多人寧可成為每日汲汲營營、毫無時間陪伴家人的「忙人(time poor)」,以避免成為生活嚴重堪慮並備受歧視標籤的「窮人(money poor)」(Fitzpatrick, 2004)。然而可惜的是,那兩頭皆空、既缺乏金錢又缺乏時間的「窮忙族(income and time poor)」,往往似乎才是我們的真實處境(Goodin, Rice, Parpo, & Eriksson, 2008)。 |
當代福利國家的雙重隱憂:「所得」與「時間」貧窮
「貧窮」是一個多面向的概念。個體能否脫離貧窮不單受到「所得」多寡的影響,事實上更與「時間」的充足與否息息相關。而儘管「時間」這個概念並不新穎,並早出現於二十世紀初B. Seehom Rowntree對於貧窮動態的討論中。然在此之後,傳統貧窮研究對於時間面向的關注依舊略顯不足,且大體還是聚焦於所得面向上(Burchardt, 2008; Leisering & Leibfried, 1999; Rice, Goodin, & Parpo, 2006)。不過隨著貧窮動態研究的發展,各國長期追蹤資料庫的普遍建構,在1980年代後除獲得相當程度的改善外,許多學者也開始注意到「所得」與「時間」兩者關係的相互影響與緊密交織。因此單單倚賴所得自主性的增加,對於化解失業、貧窮問題的幫助其實十分有限。
個體難以脫離貧窮的原因,很多時候並非只是因為工作能力的不足,所以無法獲得足夠的薪資而深陷「所得貧窮」中。因為「時間貧窮」,所以在有限的時間中難以同時兼顧各種角色身份與任務。例如當「必需時間(例如自我照顧)」與「承諾性時間(例如婚姻、照顧他者)」所占比例越多時,自然難有太多時間分給工作,意即「契約性時間」,更遑論能夠擁有多少「自由時間」(Burchardt, 2008)。而此基本上也是現代社會中部份女性戶長始終難以脫離貧窮的主因—因同時肩負沈重照顧責任而難以投入職場,亦或是只能選擇薪資低廉、然工時彈性的工作以同時兼顧家庭生活。所以如果說唯有使得不同生活事件皆能獲得妥善安排,人們亦才有可能「心無旁鶩」的投入職場當中,那麼可想而知,今日需面對的問題已不單只是所得的重分配,提昇個體於經濟上的自主性而已。事實上更是涉及時間的重分配,保障個體於時間上的自主性,並不再「全部」皆特定生活事件所捆綁。
而若欲增加個體於時間運用上的能力,強化個人於時間運用上的自主性,通常可經由「資源」與「責任」兩條路徑進行切入。前者主要聚焦於個人擁有的資源上,例如擁有多少人力、財務與社會資本;而後者則著眼於個人需承擔之各種責任的程度,例如對於自身或是他者的照顧(Burchardt, 2008)。當然兩條路徑皆不新穎,因為1980年代後各國為能有效解決新興風險提出的各種策略大體皆沿著這兩條路徑而來。一方面經由訓練與就業機會的增加、稅務抵扣等策略的提出進行資源的重新分配;而另外一方面,則試圖透過就業與家庭責任平衡、親職假期與給付等政策的規劃,以及托育與老人照顧等服務的提供,以減輕個體於照顧上需肩負的重擔,甚至能夠毫無後顧之憂的重返職場。
歷史、社會、制度之於個體生命歷程的影響:工人抑或是公民?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雖然無論在資源或是責任哪條路徑上皆投入相當多的努力,但是不同類型時間之間的糾結問題其實也非那般容易化解。這樣的問題一方面主要來自歷史文化(歷史性時間)、社會結構(社會性時間)與制度建構(制度性時間)三者背後的隱含之時間意象的矛盾衝突。因此當三者各自對個體應當如何使用、分配時間的期待往往並非一致甚至呈現嚴重衝突時,可想而知身處歷史文化、社會價值與政策制度之間的矛盾拉扯並越發不自由的活著,亦自然容易成為個體難以避免的處境。因此即便試圖透過人力資本的投資、就業機會的保障、就業與家庭平衡等政策的提出化解女性難以投入職場的問題,然而當女主內的價值觀依舊深植文化深層結構時,不可諱言,內心的衝突兩難、體力的嚴重透支無疑還是多數職業女性需面對的問題—因自我實踐而倍感滿足,卻也因未盡母職而倍感愧疚,是故只能用盡全力的燃燒自我以求就業與家庭的兩頭兼顧。
再方面來說,對於個體生命歷程本質以及生命價值與意義的狹隘理解、預設則更是主要肇因,而此事實上也是當代福利國家需面對的重要問題—本是福利目的本身的「自由」亦逐步為應為手段的「經濟生產」所取代(Fitzpatrick, 2004; Goodin, 2001; Liebermann, 2007)。是故當相關政策隱含之目的並非出於時間主權的實踐,而只是為達生產力的增加、就業阻礙的減少,誤以為障礙的減少即可達成自由的增進時,毋庸諱言,相關政策的提出雖然確實有助個體逐步脫離落入「窮人」的行列。然而另一方面亦難以否認,人們似乎也越來越難免於「工人」的標籤,尤其是當完整公民地位賦予通常又以生產、就業為主要判準時。是故不禁令人納悶,何以本應是幫助個人自主性有所增加的福利制度只是助其「公民」成為一名不會被排除於經濟市場外的「工人」,而非其他的任何選項(Noguera, 2004)?例如能夠成為擁有充分時間陪伴孩子成長的「好父母」,能夠照顧、陪伴父母安享晚年的「好子女」?
更進一步來說,「時間貧窮/自主性」此議題對於當代如此重要的原因,其實不單只是因與所得貧窮/自主性的關聯性。更重要的是,則是帶領我們對理想生活、理想社會,甚至是福利目的本身—「自由」進行深切的反省。福利存在的目的真只限於最低基本需求的保障,免於失業、貧困風險的威脅嗎?亦或是包涵門檻以上之需求,幫助個體能夠具備規劃、實踐想望生活的能力,重新掌控自己的時間主權?特別是當所得適足性至多只能保障個體免於貧困的疑慮,卻不等於個體所盼望生活的實現時。例如能力取向學者對於自由主義學者的嚴厲批判無疑也早清楚告訴我們,對於某些身心障礙者而言,行動上的自由遠比財貨的保障與滿足還重要(Robeyns, 2003)。是故面對生產就業並非生命目的與意義的唯一來源,家庭幸福、育兒養老、心靈安適、自我實踐等價值往往更是部份社會成員的優先選項下,我們或許也需反問,政策制度的建構究竟是造成個體生命歷程的箝制,只能依循社會所期待之特定生命軌跡發展?亦或是經由多元選項的提供與保障,重新將安排各種類型時間甚至是生命歷程走向的「選擇權利」交還於民?
對於當代福利國家的啟示:免於為奴、免為機器、重回為「人」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當然並非對於生產、就業的徹底否定,亦非代表對於延續「教育-就業-退休」三階段線性發展之傳統生命歷程的排拒。金錢(生產)並非萬能,然而沒錢(生產)確實也萬萬不能。相反地則是在於提醒,面對其他類型時間之於個體生命存續與意義實踐的同等重要下,拓展狹隘公民地位基石(由「就業」到「貢獻」)與有限道德生涯(由「標準線性」到「多元彈性」)的必要性,以及強化現下福利制度建構與「不同類型」生命歷程間之關聯性的刻不容緩。如此每位社會成員才有可能擁有重掌自身時間主權、規劃人生方向的機會。
而一個理想的社會,確實不該讓這樣的選擇「機會」成為一種「機運」,使得人們只能全然依賴自身的運氣,期待自己「剛好」能夠生於一個價值、規範與制度結構剛好與自身偏好相符的社會中。因為此種只能全然依賴自身運氣的處境實在太令人心驚膽跳。如同女性主義內部的長久征戰一般,事實上重點不該在於「母職」、「女性就業」與「就業家庭」第三條路的優劣比較,而是社會是否有提供足夠的選擇機會與保障,使得即便處於同一社會,然而女性依舊能夠擁有選擇不同生命歷程路徑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基於個體差異性的考量下,我們實在難以確定每位女性的偏好是否一致、對於母職的想像是否相同。唯一可確定的是,只有透過多元選項與充分保障的提供,女性亦才可能選擇自身想望的生命路徑(Nussbaum, 2008)。
當然不可諱言,此條與過往迥然不同的道路,勢必也將面臨排山倒海的嚴厲批判,無論是規範價值的辯證討論,亦或是由規劃層次的落實與財務問題進行切入。然而如果說,只有當我們能夠跳脫早已習以為常甚至奉為圭臬的思索框界,對於福利目的的思索亦才可能超越權責對等要求的長久認知,擺脫對於人性的各種質疑,甚至是各種意識形態的牽絲扳藤,單純回到對於生命、對於社會的關懷上。那麼無可否認,儘管未來的路確實難走,然終須勇敢向前。因為唯有如此,或許我們也才能逃離Erich Fromm的擔憂—免於為「奴」、免為「機器」,重新回到為「人」(Fromm, 1984)。
「貧窮」是一個多面向的概念。個體能否脫離貧窮不單受到「所得」多寡的影響,事實上更與「時間」的充足與否息息相關。而儘管「時間」這個概念並不新穎,並早出現於二十世紀初B. Seehom Rowntree對於貧窮動態的討論中。然在此之後,傳統貧窮研究對於時間面向的關注依舊略顯不足,且大體還是聚焦於所得面向上(Burchardt, 2008; Leisering & Leibfried, 1999; Rice, Goodin, & Parpo, 2006)。不過隨著貧窮動態研究的發展,各國長期追蹤資料庫的普遍建構,在1980年代後除獲得相當程度的改善外,許多學者也開始注意到「所得」與「時間」兩者關係的相互影響與緊密交織。因此單單倚賴所得自主性的增加,對於化解失業、貧窮問題的幫助其實十分有限。
個體難以脫離貧窮的原因,很多時候並非只是因為工作能力的不足,所以無法獲得足夠的薪資而深陷「所得貧窮」中。因為「時間貧窮」,所以在有限的時間中難以同時兼顧各種角色身份與任務。例如當「必需時間(例如自我照顧)」與「承諾性時間(例如婚姻、照顧他者)」所占比例越多時,自然難有太多時間分給工作,意即「契約性時間」,更遑論能夠擁有多少「自由時間」(Burchardt, 2008)。而此基本上也是現代社會中部份女性戶長始終難以脫離貧窮的主因—因同時肩負沈重照顧責任而難以投入職場,亦或是只能選擇薪資低廉、然工時彈性的工作以同時兼顧家庭生活。所以如果說唯有使得不同生活事件皆能獲得妥善安排,人們亦才有可能「心無旁鶩」的投入職場當中,那麼可想而知,今日需面對的問題已不單只是所得的重分配,提昇個體於經濟上的自主性而已。事實上更是涉及時間的重分配,保障個體於時間上的自主性,並不再「全部」皆特定生活事件所捆綁。
而若欲增加個體於時間運用上的能力,強化個人於時間運用上的自主性,通常可經由「資源」與「責任」兩條路徑進行切入。前者主要聚焦於個人擁有的資源上,例如擁有多少人力、財務與社會資本;而後者則著眼於個人需承擔之各種責任的程度,例如對於自身或是他者的照顧(Burchardt, 2008)。當然兩條路徑皆不新穎,因為1980年代後各國為能有效解決新興風險提出的各種策略大體皆沿著這兩條路徑而來。一方面經由訓練與就業機會的增加、稅務抵扣等策略的提出進行資源的重新分配;而另外一方面,則試圖透過就業與家庭責任平衡、親職假期與給付等政策的規劃,以及托育與老人照顧等服務的提供,以減輕個體於照顧上需肩負的重擔,甚至能夠毫無後顧之憂的重返職場。
歷史、社會、制度之於個體生命歷程的影響:工人抑或是公民?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雖然無論在資源或是責任哪條路徑上皆投入相當多的努力,但是不同類型時間之間的糾結問題其實也非那般容易化解。這樣的問題一方面主要來自歷史文化(歷史性時間)、社會結構(社會性時間)與制度建構(制度性時間)三者背後的隱含之時間意象的矛盾衝突。因此當三者各自對個體應當如何使用、分配時間的期待往往並非一致甚至呈現嚴重衝突時,可想而知身處歷史文化、社會價值與政策制度之間的矛盾拉扯並越發不自由的活著,亦自然容易成為個體難以避免的處境。因此即便試圖透過人力資本的投資、就業機會的保障、就業與家庭平衡等政策的提出化解女性難以投入職場的問題,然而當女主內的價值觀依舊深植文化深層結構時,不可諱言,內心的衝突兩難、體力的嚴重透支無疑還是多數職業女性需面對的問題—因自我實踐而倍感滿足,卻也因未盡母職而倍感愧疚,是故只能用盡全力的燃燒自我以求就業與家庭的兩頭兼顧。
再方面來說,對於個體生命歷程本質以及生命價值與意義的狹隘理解、預設則更是主要肇因,而此事實上也是當代福利國家需面對的重要問題—本是福利目的本身的「自由」亦逐步為應為手段的「經濟生產」所取代(Fitzpatrick, 2004; Goodin, 2001; Liebermann, 2007)。是故當相關政策隱含之目的並非出於時間主權的實踐,而只是為達生產力的增加、就業阻礙的減少,誤以為障礙的減少即可達成自由的增進時,毋庸諱言,相關政策的提出雖然確實有助個體逐步脫離落入「窮人」的行列。然而另一方面亦難以否認,人們似乎也越來越難免於「工人」的標籤,尤其是當完整公民地位賦予通常又以生產、就業為主要判準時。是故不禁令人納悶,何以本應是幫助個人自主性有所增加的福利制度只是助其「公民」成為一名不會被排除於經濟市場外的「工人」,而非其他的任何選項(Noguera, 2004)?例如能夠成為擁有充分時間陪伴孩子成長的「好父母」,能夠照顧、陪伴父母安享晚年的「好子女」?
更進一步來說,「時間貧窮/自主性」此議題對於當代如此重要的原因,其實不單只是因與所得貧窮/自主性的關聯性。更重要的是,則是帶領我們對理想生活、理想社會,甚至是福利目的本身—「自由」進行深切的反省。福利存在的目的真只限於最低基本需求的保障,免於失業、貧困風險的威脅嗎?亦或是包涵門檻以上之需求,幫助個體能夠具備規劃、實踐想望生活的能力,重新掌控自己的時間主權?特別是當所得適足性至多只能保障個體免於貧困的疑慮,卻不等於個體所盼望生活的實現時。例如能力取向學者對於自由主義學者的嚴厲批判無疑也早清楚告訴我們,對於某些身心障礙者而言,行動上的自由遠比財貨的保障與滿足還重要(Robeyns, 2003)。是故面對生產就業並非生命目的與意義的唯一來源,家庭幸福、育兒養老、心靈安適、自我實踐等價值往往更是部份社會成員的優先選項下,我們或許也需反問,政策制度的建構究竟是造成個體生命歷程的箝制,只能依循社會所期待之特定生命軌跡發展?亦或是經由多元選項的提供與保障,重新將安排各種類型時間甚至是生命歷程走向的「選擇權利」交還於民?
對於當代福利國家的啟示:免於為奴、免為機器、重回為「人」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當然並非對於生產、就業的徹底否定,亦非代表對於延續「教育-就業-退休」三階段線性發展之傳統生命歷程的排拒。金錢(生產)並非萬能,然而沒錢(生產)確實也萬萬不能。相反地則是在於提醒,面對其他類型時間之於個體生命存續與意義實踐的同等重要下,拓展狹隘公民地位基石(由「就業」到「貢獻」)與有限道德生涯(由「標準線性」到「多元彈性」)的必要性,以及強化現下福利制度建構與「不同類型」生命歷程間之關聯性的刻不容緩。如此每位社會成員才有可能擁有重掌自身時間主權、規劃人生方向的機會。
而一個理想的社會,確實不該讓這樣的選擇「機會」成為一種「機運」,使得人們只能全然依賴自身的運氣,期待自己「剛好」能夠生於一個價值、規範與制度結構剛好與自身偏好相符的社會中。因為此種只能全然依賴自身運氣的處境實在太令人心驚膽跳。如同女性主義內部的長久征戰一般,事實上重點不該在於「母職」、「女性就業」與「就業家庭」第三條路的優劣比較,而是社會是否有提供足夠的選擇機會與保障,使得即便處於同一社會,然而女性依舊能夠擁有選擇不同生命歷程路徑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基於個體差異性的考量下,我們實在難以確定每位女性的偏好是否一致、對於母職的想像是否相同。唯一可確定的是,只有透過多元選項與充分保障的提供,女性亦才可能選擇自身想望的生命路徑(Nussbaum, 2008)。
當然不可諱言,此條與過往迥然不同的道路,勢必也將面臨排山倒海的嚴厲批判,無論是規範價值的辯證討論,亦或是由規劃層次的落實與財務問題進行切入。然而如果說,只有當我們能夠跳脫早已習以為常甚至奉為圭臬的思索框界,對於福利目的的思索亦才可能超越權責對等要求的長久認知,擺脫對於人性的各種質疑,甚至是各種意識形態的牽絲扳藤,單純回到對於生命、對於社會的關懷上。那麼無可否認,儘管未來的路確實難走,然終須勇敢向前。因為唯有如此,或許我們也才能逃離Erich Fromm的擔憂—免於為「奴」、免為「機器」,重新回到為「人」(Fromm, 1984)。
參考文獻
Burchardt, T. (2008). Time and Income Poverty. London: Centre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Fitzpatrick, T. (2004). Social Policy and Time. Time and Society, 13(2/3), 197-219.
Fromm, E. (原著),葉頌壽 (譯)(1984)。〈人類之路〉。《危機時代的哲學》。臺北:志文。
Goodin, R. E. (2001). Work and Welfare: Towards a Post-Productivist Welfare Regim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1), 13-39.
Goodin, R. E., Rice, J. M., Parpo, A., & Eriksson, L. (2008). Discretionary Time. UK: Cambridge.
Leisering, L., & Leibfried, S. (1999). 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United Germany in Perspective.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Liebermann, S. (2007). Defining the "Life Course" or Enabling Autonomy? the Impact of an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on Political Communities. Retrieved Jul. 22, 2013, from http://www.academia.edu/2039811/Defining_the_Life_Course_or_Enabling_Autonomy_1_The_Impact_of_an_Unconditional_Basic_Income_on_Political_Communities
Noguera, J. A. (2004). Citizen or Workers? Basic Income vs. Welfare-to-Work Polic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th Congress of the 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 (September 19-20). Barcelona, Spain.
Nussbaum, M. C.(原著),徐子婷、楊雅婷、何景榮(譯)(2008)。〈人類之路〉。《正義的界線:殘障、全球正義與動物主義》。臺北縣:韋伯文化。
Rice, J. M., Goodin, R. E., & Parpo, A. (2006). The Temporal Welfare State: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Retrieved Apr. 12, 2013, from http://www.levyinstitute.org/pubs/wp_449.pdf
Robeyns, I. (2003).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Italy.
Burchardt, T. (2008). Time and Income Poverty. London: Centre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Fitzpatrick, T. (2004). Social Policy and Time. Time and Society, 13(2/3), 197-219.
Fromm, E. (原著),葉頌壽 (譯)(1984)。〈人類之路〉。《危機時代的哲學》。臺北:志文。
Goodin, R. E. (2001). Work and Welfare: Towards a Post-Productivist Welfare Regim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1), 13-39.
Goodin, R. E., Rice, J. M., Parpo, A., & Eriksson, L. (2008). Discretionary Time. UK: Cambridge.
Leisering, L., & Leibfried, S. (1999). 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United Germany in Perspective.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Liebermann, S. (2007). Defining the "Life Course" or Enabling Autonomy? the Impact of an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on Political Communities. Retrieved Jul. 22, 2013, from http://www.academia.edu/2039811/Defining_the_Life_Course_or_Enabling_Autonomy_1_The_Impact_of_an_Unconditional_Basic_Income_on_Political_Communities
Noguera, J. A. (2004). Citizen or Workers? Basic Income vs. Welfare-to-Work Polic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th Congress of the 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 (September 19-20). Barcelona, Spain.
Nussbaum, M. C.(原著),徐子婷、楊雅婷、何景榮(譯)(2008)。〈人類之路〉。《正義的界線:殘障、全球正義與動物主義》。臺北縣:韋伯文化。
Rice, J. M., Goodin, R. E., & Parpo, A. (2006). The Temporal Welfare State: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Retrieved Apr. 12, 2013, from http://www.levyinstitute.org/pubs/wp_449.pdf
Robeyns, I. (2003).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Ita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