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每個人對幸福(well-being)如何定義,幸福是大家所追求的目標。人們想得到幸福,首先要存活下來,然後還要獲得足夠物質資源並且確保身體健康。總之要追尋自我實現,必須先逃離死亡與貧困,然而在人類歷史上,處在貧困與死亡邊緣的人口遠多於逃脫者。少數人類曾經如何逃離死亡與貧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的新作之一《財富大逃亡: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The Great Escape: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2013)》便是他多年來探討此一議題積累而成的經典之作,如今有繁體中文版譯文,實為台灣讀者之幸。本文是對這本新譯作的短評,從作者生平、本書內容與貢獻、以及其中所涉及的相關延伸議題,提供淺見供讀者參酌。
本書作者安格斯‧迪頓獲得201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實至名歸。迪頓1945年10月19日生於蘇格蘭愛丁堡,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78年,他曾獲得首屆計量經濟學會的弗里希獎(Frisch Medal),1983年起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在伍德羅·威爾遜學院(Woodrow Wilson College)擔任德懷特·D·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國際事務名譽教授等職務。擁有英美雙國籍的他曾任國際公共政策與學術要職,如世界銀行研考會主席、以及美國經濟學會理事長等。
本書作者安格斯‧迪頓獲得201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實至名歸。迪頓1945年10月19日生於蘇格蘭愛丁堡,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78年,他曾獲得首屆計量經濟學會的弗里希獎(Frisch Medal),1983年起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在伍德羅·威爾遜學院(Woodrow Wilson College)擔任德懷特·D·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國際事務名譽教授等職務。擁有英美雙國籍的他曾任國際公共政策與學術要職,如世界銀行研考會主席、以及美國經濟學會理事長等。
迪頓的學術成就
迪頓的學術生涯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1990年代以前,其著作集中在消費者行為,1980年迪頓與同事John Muellbauer發展出所謂《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統模型》(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簡稱“AIDS”),試圖簡化家戶或個人在當期與多期所得變化之下,在消費與儲蓄之間進行資源分配的選擇行為,有助於後來的消費者行為模型,包括家庭或個人對經濟成長或市場價格的資訊不完全、金融借貸條件受到限制(所謂的流動性約束)、以及風險認知與預防性儲蓄等概念的進一步開展。在經驗研究方面,他提出所謂的迪頓悖論(Deaton’s Paradox),強調家戶調查在計量經濟學驗證彼此競爭之理論假說上的重要性。
迪頓悖論涉及消費者行為的總體經濟學意涵,他自己的主張卻很難歸類。在凱因斯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爭論中,前者認為個體與總體國民所得與邊際消費傾向有關,主張政府擴大支出可以刺激所得與消費成長,Milton Friedman的長期所得假說則認為個體所得與消費無關,而個體在消費與儲蓄之間的選擇主要與利率有關,也就是個體會理性計算未來長期所得進行消費,而不理會短期所得變化;此外有與此類似,考慮終生所得、消費與折現率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模型。
迪頓悖論是指在總體經濟數據上,國民所得的劇烈波動與國民消費的平緩波動不相襯,看似較支持Friedman的長期所得假說,但是在個人或家戶層次的數據裡,其消費動態對所得變化很敏感。迪頓以家戶收支調查為經驗證據所進行的系列研究發現,家庭消費仍受當期與前期所得變化影響,只是所得成長家庭與所得減少家庭之消費變化,在數據加總之後被平均掉了(Campbell and Deaton 1989;Deaton 1992)。在迪頓悖論裡,總體證據挑戰了凱因斯主義的觀點、而個體證據挑戰了新自由主義的假設,因此,他開始修正消費者行為的生命歷程模型,並且強調家戶調查數據是驗證個體與總體經濟學假設的基礎。
這個時期,迪頓的主要著作有《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Economics and Consumer Behavior,1980)、《理解消費》(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1992)、《家戶調查分析:發展政策的微觀計量經濟取向》(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 A Micro-econometr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1997)等。
在1990年代之後,迪頓的學術關懷轉向貧窮與福利。由於他開始擔任世界銀行等公共政策職務,使其涉入發展中國家的家戶調查研究,並關注貧窮人口之所得與消費,其關懷延伸到健康與所得分配領域(Deaton 2003)。迪頓的研究有助於發展主觀幸福感的測量方法(Deaton and Stone 2013),以及所得分配與不平等議題。這個時期迪頓的著作包括《偉大的印度貧困辯論》(The Great Indian Poverty Debate,2005)和本書等。
本書的摘要
相對於許多對人類未來悲觀的預測,《財富大逃亡: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The Great Escape: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2013)》一書對於人類生活改善(也就是「發展」)與其不平等的情況提供了歷史回顧、與相對謹慎樂觀的評估。迪頓認為自工業革命以來,經濟成長使得人類大致上過得更幸福了,但全球各地生活水準落差相當驚人,需要同時重視不平等的縮減。此外,迪頓也憂心於最近三十年來全球部分國家貧富差距的惡化。
就像迪頓過去的作品,總是涉及實證研究裡如何測量一些重要的概念,本書也相當重視經驗證據。如何評估各地人類的生活是否幸福?迪頓認為迄今最有效的測量,似乎是金錢與健康等較客觀的指標,這些指標與目前學界較為廣泛運用的主觀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評估高度相關。因此在本書第一章與第二章,迪頓就呈現全球各國人民的主觀生活滿意度、平均預期壽命與平均國民所得(特別是其對數)之間強烈的統計關聯性,英美近一百五十年的數據顯示工業革命與科學革命帶來平均壽命的重大改善;在全球其他地區,即使考慮各國人口權重,也不影響二戰以來經濟發展對改善生活品質的成就。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去除近期內驚人成長的印度與中國這兩個金磚大國,全球貧困人口的減少有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貧困人口與人均壽命甚至有所惡化。
在本書第一部,迪頓以健康來估計全球人類生活品質的長期變化。他討論了經濟學與公共衛生學上的重要爭論:醫學進步或經濟成長何者能夠更有效消滅疾病而使人類壽命延長?第三章主要分析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健康改善、與仍然存在的不平等情況,迪頓回顧了這類文獻裡有關嬰兒死亡率與貧窮的複雜互動關係,認為經濟成長與醫學發明都無法單獨產生作用,最後把問題帶回政府,例如民主政府減少嬰兒死亡率的統計關聯。第四章主要討論已發展國家裡的每人平均壽命延長、以及主要慢性疾病死因匯合的現象。研究顯示,先進國家的醫療體系已經透過提供廣泛的醫療服務、以及管制香菸等有害健康的上癮飲食,有效減少流行病與肺癌等死因,但發展中國家並無這種政府服務與管制能力。最後,迪頓檢視全球各國人口平均身高的分布與變化,顯示在壽命與嬰兒死亡率之外,其他有關所得成長與健康或主觀生活滿意度的身體指標,有很多信度與效度問題。
本書的第二部討論最近三十年來擴張的不平等。第五章說明1970年代以前,美國人健康與所得的改善,貧富差距與種族不平等有所縮小。然而在1970年代末期以來,即使考慮貧窮線認定的政治因素,關於貧窮或健康不平等的指標卻陷入停滯甚至時而惡化。迪頓討論最近三十年美國社會不平等的幾個來源,首先在技術勞動力與非技術勞動力之間所得差距擴大,其次是最低工資成長的停滯,最後他引用了皮凱提(Piketty 2014)等人的研究說明財產所得的集中化,以及Acemoglu與Robinson(2010)對不平等與民主關聯的研究,批評了經濟學上的帕雷托定理,對美國金權政治侵害民主的發展感到憂慮,也顯露其傾向美國自由派與增加富人稅收的政治立場。第六章則探討過去三十年來,全球所得分配是否惡化的爭議,在先進國家如OECD會員國,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大幅趨近,所得分配則是穩定而稍有惡化,在發展中國家由於中國與印度人口大量脫離貧困,以國為單位估計的全球所得分配有所改善,但是國內貧富差距多半惡化。這裡迪頓再度回到了測量問題,並且認為這是未來研究與政治上都值得關注的議題。
在最後兩章,迪頓討論了國際援助等政策效果與人類發展的未來。迪頓就其在世界銀行的經驗談,認為國際援助完全無法減少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其理由包括援助金額八成以上是依賴兩國的雙邊協議、其外交目的高於人道目的、援助多流向小國而非貧窮人口眾多的大國、甚至多半不是流向窮國。多數研究顯示國際援助無助於窮國的經濟發展,甚至經常資助貪腐暴力的獨裁者。此外,針對特定疾病的定向援助儘管可以估計救活的人數,卻對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公共醫療幾乎毫無幫助。讓窮國彼此競爭援助,則可能鼓勵官方數據造假的詐欺行為。自由貿易多半能有效帶動經濟成長,但其分配效果很複雜,對少數窮國實施貿易制裁或富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卻會使窮國的窮人更窮。相對於貿易的複雜效果而言,國際移民更能有效減貧,但仍須面對許多政治障礙。最後,迪頓意識到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多數國家貧富差距惡化、世代不公與氣候變遷等新議題,都是潛在危機,但人類貧窮與健康狀況仍在緩慢改善,因此全球化的未來仍值得期待。
超越《大逃亡》
迪頓學識淵博並且也相當善於使用跨國與跨領域的數據,有效呈現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所得與健康平均值的成長,因此也能較為樂觀看待人類的未來。然而作為讀者不免有尚未滿意之處。就本書的內容而言,對於個別社會所面對的特殊問題,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經濟如何發展、先進工業國家的經濟成長停滯、貧富差距擴大(或與之相關的階級分化)與人口老化等特定議題(林宗弘等 2011),迪頓並沒有提供充分的分析論證或建議,因此仍有待理論創新。
此外本書還有更為「後設」理論的問題意識(meta-theoretical problematic)有待探索。跟許多經濟學著作類似,迪頓的這本《大逃亡》不斷試圖繞開卻又總是無奈地回到各種具體的國家政治問題。對國家政治—尤其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冷感或厭惡不僅是經濟學者的心態問題,甚至導致經濟學基本假設的盲點。在本書結論處,迪頓引用M. Olson對利益團體的討論,後者雖然英年早逝而未能得到諾貝爾獎殊榮,卻是突破經濟學框架的先行者,開始將理性選擇學派引進集體行動與政治學分析(Olson 1971),視統治者為『定居的強盜』(Olson 2000),改變了當代政治經濟學的面貌。如Olson與歷史社會學者Charles Tilly (1992)所認為的,人類在進行生產與消費之前,必須先對付暴力(迪頓直到本書最後一頁才提到這件事),暴力來自統治者與其他各種掠奪者,統治者則要想辦法對付其他競爭者與被統治者的反抗、有時遭政變或革命推翻(Svolik 2012),然後才可能多方協調出某種國家或國際制度來保障公民權利、私有財產與市場經濟(Besley and Persson 2009)。
儘管迪頓這本經典之作提供了很多資訊,後繼學者必須突破經濟學者的政治盲點,並且跨足其他學術領域。要問如何使人類過上幸福生活,就不可能迴避幸福生活的政治是如何運作,也無法不回答哪一種國家的人民活得比較健康、富裕與平等,因此就必須踏足比較政治經濟學或比較歷史社會學的領域,例如,若國家能力與民主制度能夠提供更多公共財給國民(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Skocpol 1985; Block and Evans 2005),從而促進經濟成長與人口健康(Ross 2006; Wigley and Akkoyunlu-Wigley 2011),或是減少災難帶來的死傷(Lin 2015)、或是減少分配不公(Boix 2003),我們就必須探討國家能力—特別是福利國家與民主的起源(Moore 1966;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5; Lindert 2004),從而回答為何國際援助總是無效、甚至經常對受援國人民有害(Bueno de Mesquita, and Smith 2012)。
迪頓在全書結論所提到的國際關係、貧富差距與氣候變遷,以及他始終迴避的軍事暴力與國家政治、社會階級或階層與性別不平等、乃至於資本主義以外的發展模式等議題(Wright 2010),對人類追求幸福至關重要,也可能影響未來世代的健康與所得,需要跨學門的全球視野。本書的終點恰是未來的學術前線。
迪頓的學術生涯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1990年代以前,其著作集中在消費者行為,1980年迪頓與同事John Muellbauer發展出所謂《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統模型》(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簡稱“AIDS”),試圖簡化家戶或個人在當期與多期所得變化之下,在消費與儲蓄之間進行資源分配的選擇行為,有助於後來的消費者行為模型,包括家庭或個人對經濟成長或市場價格的資訊不完全、金融借貸條件受到限制(所謂的流動性約束)、以及風險認知與預防性儲蓄等概念的進一步開展。在經驗研究方面,他提出所謂的迪頓悖論(Deaton’s Paradox),強調家戶調查在計量經濟學驗證彼此競爭之理論假說上的重要性。
迪頓悖論涉及消費者行為的總體經濟學意涵,他自己的主張卻很難歸類。在凱因斯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爭論中,前者認為個體與總體國民所得與邊際消費傾向有關,主張政府擴大支出可以刺激所得與消費成長,Milton Friedman的長期所得假說則認為個體所得與消費無關,而個體在消費與儲蓄之間的選擇主要與利率有關,也就是個體會理性計算未來長期所得進行消費,而不理會短期所得變化;此外有與此類似,考慮終生所得、消費與折現率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模型。
迪頓悖論是指在總體經濟數據上,國民所得的劇烈波動與國民消費的平緩波動不相襯,看似較支持Friedman的長期所得假說,但是在個人或家戶層次的數據裡,其消費動態對所得變化很敏感。迪頓以家戶收支調查為經驗證據所進行的系列研究發現,家庭消費仍受當期與前期所得變化影響,只是所得成長家庭與所得減少家庭之消費變化,在數據加總之後被平均掉了(Campbell and Deaton 1989;Deaton 1992)。在迪頓悖論裡,總體證據挑戰了凱因斯主義的觀點、而個體證據挑戰了新自由主義的假設,因此,他開始修正消費者行為的生命歷程模型,並且強調家戶調查數據是驗證個體與總體經濟學假設的基礎。
這個時期,迪頓的主要著作有《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Economics and Consumer Behavior,1980)、《理解消費》(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1992)、《家戶調查分析:發展政策的微觀計量經濟取向》(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 A Micro-econometr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1997)等。
在1990年代之後,迪頓的學術關懷轉向貧窮與福利。由於他開始擔任世界銀行等公共政策職務,使其涉入發展中國家的家戶調查研究,並關注貧窮人口之所得與消費,其關懷延伸到健康與所得分配領域(Deaton 2003)。迪頓的研究有助於發展主觀幸福感的測量方法(Deaton and Stone 2013),以及所得分配與不平等議題。這個時期迪頓的著作包括《偉大的印度貧困辯論》(The Great Indian Poverty Debate,2005)和本書等。
本書的摘要
相對於許多對人類未來悲觀的預測,《財富大逃亡: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The Great Escape: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2013)》一書對於人類生活改善(也就是「發展」)與其不平等的情況提供了歷史回顧、與相對謹慎樂觀的評估。迪頓認為自工業革命以來,經濟成長使得人類大致上過得更幸福了,但全球各地生活水準落差相當驚人,需要同時重視不平等的縮減。此外,迪頓也憂心於最近三十年來全球部分國家貧富差距的惡化。
就像迪頓過去的作品,總是涉及實證研究裡如何測量一些重要的概念,本書也相當重視經驗證據。如何評估各地人類的生活是否幸福?迪頓認為迄今最有效的測量,似乎是金錢與健康等較客觀的指標,這些指標與目前學界較為廣泛運用的主觀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評估高度相關。因此在本書第一章與第二章,迪頓就呈現全球各國人民的主觀生活滿意度、平均預期壽命與平均國民所得(特別是其對數)之間強烈的統計關聯性,英美近一百五十年的數據顯示工業革命與科學革命帶來平均壽命的重大改善;在全球其他地區,即使考慮各國人口權重,也不影響二戰以來經濟發展對改善生活品質的成就。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去除近期內驚人成長的印度與中國這兩個金磚大國,全球貧困人口的減少有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貧困人口與人均壽命甚至有所惡化。
在本書第一部,迪頓以健康來估計全球人類生活品質的長期變化。他討論了經濟學與公共衛生學上的重要爭論:醫學進步或經濟成長何者能夠更有效消滅疾病而使人類壽命延長?第三章主要分析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健康改善、與仍然存在的不平等情況,迪頓回顧了這類文獻裡有關嬰兒死亡率與貧窮的複雜互動關係,認為經濟成長與醫學發明都無法單獨產生作用,最後把問題帶回政府,例如民主政府減少嬰兒死亡率的統計關聯。第四章主要討論已發展國家裡的每人平均壽命延長、以及主要慢性疾病死因匯合的現象。研究顯示,先進國家的醫療體系已經透過提供廣泛的醫療服務、以及管制香菸等有害健康的上癮飲食,有效減少流行病與肺癌等死因,但發展中國家並無這種政府服務與管制能力。最後,迪頓檢視全球各國人口平均身高的分布與變化,顯示在壽命與嬰兒死亡率之外,其他有關所得成長與健康或主觀生活滿意度的身體指標,有很多信度與效度問題。
本書的第二部討論最近三十年來擴張的不平等。第五章說明1970年代以前,美國人健康與所得的改善,貧富差距與種族不平等有所縮小。然而在1970年代末期以來,即使考慮貧窮線認定的政治因素,關於貧窮或健康不平等的指標卻陷入停滯甚至時而惡化。迪頓討論最近三十年美國社會不平等的幾個來源,首先在技術勞動力與非技術勞動力之間所得差距擴大,其次是最低工資成長的停滯,最後他引用了皮凱提(Piketty 2014)等人的研究說明財產所得的集中化,以及Acemoglu與Robinson(2010)對不平等與民主關聯的研究,批評了經濟學上的帕雷托定理,對美國金權政治侵害民主的發展感到憂慮,也顯露其傾向美國自由派與增加富人稅收的政治立場。第六章則探討過去三十年來,全球所得分配是否惡化的爭議,在先進國家如OECD會員國,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大幅趨近,所得分配則是穩定而稍有惡化,在發展中國家由於中國與印度人口大量脫離貧困,以國為單位估計的全球所得分配有所改善,但是國內貧富差距多半惡化。這裡迪頓再度回到了測量問題,並且認為這是未來研究與政治上都值得關注的議題。
在最後兩章,迪頓討論了國際援助等政策效果與人類發展的未來。迪頓就其在世界銀行的經驗談,認為國際援助完全無法減少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其理由包括援助金額八成以上是依賴兩國的雙邊協議、其外交目的高於人道目的、援助多流向小國而非貧窮人口眾多的大國、甚至多半不是流向窮國。多數研究顯示國際援助無助於窮國的經濟發展,甚至經常資助貪腐暴力的獨裁者。此外,針對特定疾病的定向援助儘管可以估計救活的人數,卻對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公共醫療幾乎毫無幫助。讓窮國彼此競爭援助,則可能鼓勵官方數據造假的詐欺行為。自由貿易多半能有效帶動經濟成長,但其分配效果很複雜,對少數窮國實施貿易制裁或富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卻會使窮國的窮人更窮。相對於貿易的複雜效果而言,國際移民更能有效減貧,但仍須面對許多政治障礙。最後,迪頓意識到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多數國家貧富差距惡化、世代不公與氣候變遷等新議題,都是潛在危機,但人類貧窮與健康狀況仍在緩慢改善,因此全球化的未來仍值得期待。
超越《大逃亡》
迪頓學識淵博並且也相當善於使用跨國與跨領域的數據,有效呈現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所得與健康平均值的成長,因此也能較為樂觀看待人類的未來。然而作為讀者不免有尚未滿意之處。就本書的內容而言,對於個別社會所面對的特殊問題,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經濟如何發展、先進工業國家的經濟成長停滯、貧富差距擴大(或與之相關的階級分化)與人口老化等特定議題(林宗弘等 2011),迪頓並沒有提供充分的分析論證或建議,因此仍有待理論創新。
此外本書還有更為「後設」理論的問題意識(meta-theoretical problematic)有待探索。跟許多經濟學著作類似,迪頓的這本《大逃亡》不斷試圖繞開卻又總是無奈地回到各種具體的國家政治問題。對國家政治—尤其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冷感或厭惡不僅是經濟學者的心態問題,甚至導致經濟學基本假設的盲點。在本書結論處,迪頓引用M. Olson對利益團體的討論,後者雖然英年早逝而未能得到諾貝爾獎殊榮,卻是突破經濟學框架的先行者,開始將理性選擇學派引進集體行動與政治學分析(Olson 1971),視統治者為『定居的強盜』(Olson 2000),改變了當代政治經濟學的面貌。如Olson與歷史社會學者Charles Tilly (1992)所認為的,人類在進行生產與消費之前,必須先對付暴力(迪頓直到本書最後一頁才提到這件事),暴力來自統治者與其他各種掠奪者,統治者則要想辦法對付其他競爭者與被統治者的反抗、有時遭政變或革命推翻(Svolik 2012),然後才可能多方協調出某種國家或國際制度來保障公民權利、私有財產與市場經濟(Besley and Persson 2009)。
儘管迪頓這本經典之作提供了很多資訊,後繼學者必須突破經濟學者的政治盲點,並且跨足其他學術領域。要問如何使人類過上幸福生活,就不可能迴避幸福生活的政治是如何運作,也無法不回答哪一種國家的人民活得比較健康、富裕與平等,因此就必須踏足比較政治經濟學或比較歷史社會學的領域,例如,若國家能力與民主制度能夠提供更多公共財給國民(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Skocpol 1985; Block and Evans 2005),從而促進經濟成長與人口健康(Ross 2006; Wigley and Akkoyunlu-Wigley 2011),或是減少災難帶來的死傷(Lin 2015)、或是減少分配不公(Boix 2003),我們就必須探討國家能力—特別是福利國家與民主的起源(Moore 1966;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5; Lindert 2004),從而回答為何國際援助總是無效、甚至經常對受援國人民有害(Bueno de Mesquita, and Smith 2012)。
迪頓在全書結論所提到的國際關係、貧富差距與氣候變遷,以及他始終迴避的軍事暴力與國家政治、社會階級或階層與性別不平等、乃至於資本主義以外的發展模式等議題(Wright 2010),對人類追求幸福至關重要,也可能影響未來世代的健康與所得,需要跨學門的全球視野。本書的終點恰是未來的學術前線。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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